读书人的精神家园

一辈子的读书、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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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舒生

元旦重读1999年《南方周末》新年献词——《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》，眼眶竟又一次湿润了。

“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。除了真实。”

在那个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，这句话朴素得近乎直白，却又锋利得足以划开无数心灵的硬壳。人们常常谈论理想、信念、未来这些宏大的词汇，但献词却将目光投向了最朴素、最本质的“真实”。这是一种写作上的冒险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各种声音、画面、叙事如潮水般涌来。我们见过太多精致的幻象，听过太多华丽的辞藻，以至于有时连自己都被自己编织的故事所迷惑。

献词里写道：“人们有理想但也有幻象，人们得到过安慰也蒙受过羞辱，人们曾经不再相信别人也不再相信自己。”这不正是我们许多人曾经历过的精神困境吗？

这让我想起抖音上走红的 “白描文学”。这种文学没有华丽辞藻，没有戏剧冲突，一句 “他一直想当兵，没当成，所以穿了一辈子的绿衣服”，道尽父辈的遗憾与坚守；一句 “我那比山高的爸爸，就成了这么一个小土堆”，藏着生离死别的痛彻。

这些文字之所以能引发千万人共鸣，正因它们记录的是未经修饰的生活肌理，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同身受的烟火人生。

如何走出人生的困境？也许，唯有真实。

真实，并非总是玫瑰色的。它常常是粗粝的，甚至是令人难堪的。它可能是下岗工人面对空荡厂房时的沉默，是农民看着被污染的田地时的无奈，是学子寒窗苦读却名落孙山的迷茫……献词坦承：“‘真实’有时让人难堪”。然而，正是这份不回避、不美化、不隐恶的坦诚，自有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。

一个敢于直面真实、消化真实的民族，才称得上是成熟的民族；一群能够在真实中站立、在真实中思考的人，才配称为坚强的人群。这与鲁迅先生“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”的呐喊可谓一脉相承。真实，是成熟与坚强的起点，而非终点。

可悲的是，我们文化中长久以来有一种“瞒和骗”的基因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早已洞察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传统，这种对真实的筛选与修饰，往往以牺牲个体和历史完整性为代价。于是，宏大叙事常常凌驾于个体命运之上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而车轮下的悲欢、权利与尊严，却可能被轻易地抽象为一个冰冷的数字，一个模糊的“代价”。

这份献词的一大价值在于，它坚定地站在了这种叙事的对面，让我们重见了一种入骨的真实。

这让我想起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的那句名言：“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。”这位用毕生勇气与的虚假作斗争的巨人，他的全部力量，正来源于对个体真实经历的忠诚记录。他写古拉格群岛，写的不是抽象的政治犯数字，而是具体的人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持或丧失人性的故事。正是这种对“人”的具象化、对“真实”的细节化呈现，才产生了震撼灵魂的力量。

《南方周末》在其鼎盛时期所秉持的精神内核，正是这种“讲真话”的勇气。它曾报道环境污染背后的利益链条，让被掩盖的生态灾难浮出水面；它曾揭露医疗体系的漏洞，推动行业的规范与进步；它曾追问公共事件的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这种 “敢于讲真话” 的勇气，恰如孟子所言：“自反而不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” 它不是对抗，而是担当；不是解构，而是建构，因为只有正视问题，才能解决问题；只有暴露幽暗，才能迎来光明。

然而，触及真实，尤其是触及一个社会肌体深处那些“幽暗的存在”，需要何等的胆识与良知？然而，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，更是一种深沉的责任。

《南方周末》那些经典的调查报道，之所以能引发全社会的共鸣与思考，正是因为它没有回避这些“幽暗”，而是用记者的笔作为手术刀，试图进行解剖与疗愈。真实，意味着不回避痛苦，不漠视灾难，不在集体的欢呼声中遗忘角落里无声的哭泣。

索尔仁尼琴说：“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。” 对一份媒体而言，拥有直面真实的勇气，就等于为社会保留了一份清醒的良知。

这种对真实的追求，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深切的悲悯与行动的力量。献词末尾那句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”，之所以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格言，正是因为它源于对真实处境的深刻体察，并从中升腾出温暖的希望。它不是说教，而是共鸣；不是高高在上的布施，而是感同身受的并肩。

有人辩解：有些 “幽暗” 过于沉重，过度聚焦会放大社会焦虑。这种观点看似温情，实则是对公众智商的低估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个体对真实的承受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，而长期的信息遮蔽才是焦虑的根源。当人们无法了解事件的全貌，当被谎言包裹，谣言便会滋生，恐慌便会蔓延。

南周的实践证明，直面真实非但不会引发混乱，反而能凝聚共识。它对灾难的报道，从来不是渲染悲情，而是聚焦救援的力量、人性的光辉；它对问题的揭露，从来不是制造对立，而是推动制度的完善、社会的进步。这种 “批判而不失温情” 的真实，才是最有力量的启蒙。

纵观历史，那些真正推动文明进步的，往往不是炫目的口号，而是对基本真实的回归。文艺复兴，是重新发现“人”的真实价值与美感；启蒙运动，是运用“理性”这一工具去探求社会与自然的真实规律；即便是科学，其核心也无非是建立了一套不断逼近真实（尽管可能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真实）的方。

一个社会屏蔽了真实，就等于屏蔽了自我修正的可能。真实，是社会的免疫系统。它通过暴露问题来激发抗体（思考、讨论、改革），从而保持机体的健康。反之，对真实的系统性掩盖，则可能导致“信息病灶”的扩散，最终侵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与行动能力。

回到《南方周末》这份报纸本身。它的兴衰起伏，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“真实”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命运轨迹。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，它之所以能成为千万知识界人士和普通读者每周的精神食粮，正是因为它提供了稀缺的“真实”养分。

那些著名的新年献词，从1997年的《理性·良知·爱心》，1998年的《让无力者有力》，到1999年的《总有一种力量》，再到2000年的《我们从来没有放弃，因为我们爱得深沉》，串联起来的正是一条以“真实”为底色、以“启蒙”为追求、以“责任”为担当的精神脉络。这些文字的力量，不在于辞藻多么华丽，而在于它们敢于触碰时代的脉搏，敢于言说众人心中皆有、笔下却无的普遍感受。

真实，最终是通往自由的窄门。它要求我们首先对自己诚实，剥离虚荣与恐惧，认清自己的局限与渴望；进而对他人诚实，以平视而非俯视或仰视的姿态，看见他人的痛苦与尊严；最终，在一个由无数真实个体构成的社会里，我们才有可能谈论真正的、坚实的进步。